作者：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本文为《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序言（有删节）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弟子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在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里，作者用这句话来描述岁月流逝无情、时空变换难料的巨大力量。本书的完成也让我有种破茧成蝶的沧桑之感：多年来，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今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对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探索。它是对我在学生年代特别是硕士年代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兴趣的深沉致敬。遥想当年的理论激情，如今已恍如隔世。

本书是我学术生涯中第三项重要的努力，它的灵感最早诞生于2013年底，当时我将突然浮现的思想火花作为一篇时评文章在报纸上呈现出来。之后的2014年，我对这个研究设想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酝酿和思考，搭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并在多个研讨会上进行了阐述；不仅如此，我还以“中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批准号：14BGJ051）为题，成功申得了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此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也给本项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2015年初，我持续了五年之久的第二项研究“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正好全面走向终结，我开始着手将这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计划付诸实践，而时值我已经开始了在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为期一年的访学，这使得我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项研究。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尽管它的理论构思在之前就已经成型。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小镇远离都市繁华，这使我能够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开展学术研究，我也在这里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为平静与安宁的一段时光。伊萨卡美丽的湖光山水和康奈尔丰富的学术资源，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和思想动力。我原计划在2016年底完成全书的写作，但没想到进展比我想象得快，2016年4月我回国的时候，这部书稿就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之后，我又对书稿进行了两轮修改，并最终付梓。

尽管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并用它来阐述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服务和私人工具的双重属性，但它绝非一时的灵光闪现，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我之前的研究。支撑现实制度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有四组关键词：领导国／主导国／霸权国、国际公共物品及其私有化、国际制度竞争和全球治理，它们全都散见于我之前的学术作品中。

现实制度主义对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的关注，在我的第二项研究中就可以找到影子。在这项研究中，我就已经探讨了国际制度体系和货币伙伴网络对于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作用，以及政治领导对于伙伴争取和制度建设的意义。而在我的第一项研究《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则留下了我关于权力与制度变迁的最早思考，只不过它关注的是国内制度。事实上，早在2006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型论文（也是我的硕士论文）——《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就探讨了美国如何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进而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利益。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构成了本书思想的源头。

在经过了从2003年至今13年筚路蓝缕的探索之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个统一的学术标签将我过去的各种研究串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就是现实制度主义。因此，尽管本书体现了我个人学术研究的一些新的个性，但它却是站在我的前两项研究的肩膀之上，没有前两项研究作为扎实的根基，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不会以这种方式搭建起来。它体现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质朴道理。

好的理论家似乎需要把逻辑推向极端，因此学术史上的那些耀眼的名字都似乎有些偏执。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游走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范式之间，并且经过了国内外多个学术大家的轮番思想“清洗”，总是很难对自己的学术倾向和学术立场进行清晰的界定。经过多年的自我审视，我发现自己的思维特征和人生阅历都决定了我可能不适合当那种单一范式的坚守者。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很显然也体现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密交织，这种交融体现在字里行间。现实制度主义相信制度和规则的力量，认为制度和规则是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文明力量，政治领导者需要懂得利用制度的力量；而赤裸裸地彰显武力和公然的强制行为，既无助于社会的进步，也无助于利益和领导地位的实现，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如此。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现实制度主义体现出温情和理想的一面；而与自由主义相比，它又体现出现实和冷峻的一面，因为它认为制度的背后仍然有权力在发挥作用。

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源自国际关系现实的重大变化。我近乎顽固地相信，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将带来国际关系理论的革命。但是产生这种革命的前提是必须找到具有理论价值的真问题，问题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的质量。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有效使用权力，进而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我的回答是：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

我的国际关系学术训练主要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完成的，这也是中国第五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共同特征。从1999年开始，由于种种的因缘际会，我辗转于中国的多所主要高校，在不同学术重镇接受了知识的“洗礼”，属于那种典型的由中国学术土壤所培育出来的“土鳖派”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与衰落。可能源于理论进展的挫折以及对理论价值的不信任，不少当年理论的拓荒者放弃了理论追求，转而投入政策分析和智库建设。在经历了对“三大主义式”论文的批评之后，甚至有学者开始谈“主义”而色变，认为转向具体议题的研究才是学术的常态，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面对基础理论研究在中国学界还远未成熟便开始急遽衰落，面对学术界还未实现知识生产的独立便又重新开始依附官方话语，我常忍不住黯然慨叹：国际关系研究有可能重新沦为信息世界中的“易碎品”。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生命源泉，也是高端知识创造的根基。一个没有强大理论体系支持的学科，意味着它不能贡献有深度的原创性知识，自然不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是根系，现时对策研究是枝叶，只有发达根系深扎于土壤之中，才会有看得见的枝繁叶茂，否则无本之木必定枯萎凋零。一个没有扎实理论根基的民族很难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同样，没有深度的理论思维作为支撑的对策研究要么只能停留在低端的政策解读层面，要么就只能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薄药方。所以，当有人仍然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出租车司机的业余谈资进行类比，我们不必对此过于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苏轼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在这样一个浮华喧嚣的年代里，能排除各种看似火爆的政策议题的轮番袭扰，守在安静的环境里，就历史演进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需要坚强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意志。尽管有诸多令人难以满意之处，但在气场恢宏的国际关系学术史上，我仍然看到有一个坚守学术底色的“中国雁阵”在努力飞翔，他们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学术准则，努力提出自己的原创性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并试图为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我希望自己也能够算是这个“雁阵”中的一只，能在理论的天空中也留下自己的雪泥鸿爪。最害怕的莫过于在不知东西中，成为一只独自飞翔的孤雁。孤雁能够飞得更快，但却不能致远。只有在雁阵中飞翔，才更有可能达到遥远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