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刘少奇 资料图

显而易见，陈伯达被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吓懵了。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寻求毛的宽恕。他请求见毛泽东一面。毛居然同意了。

见了面，毛泽东与他握手，第一句话就是，“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也不写文章了。”自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以后，陈伯达确实很少撰写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了。不过，说不来见毛泽东，是因为“官做大了”，倒是真冤枉了陈伯达。那时候的毛泽东，岂是陈伯达想见就见的？连江青要见，都必须经过秘书汇报并得到毛的同意。周恩来、林彪等也很难见他几次，更别说陈伯达了。

接下来，毛泽东没有提庐山会议的事情，而是询问了《人民日报》原总编吴冷西、《红旗》杂志原副总编胡绳等人的近况，甚至还问起女儿李讷在哪里（李讷曾在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处理群众来信，后来做办事组组长）。陈伯达很高兴。能够聊到这种话题，说明主席没把自己当外人看。分别时，毛泽东握着陈伯达的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陈伯达在感激涕零的同时，也放下心来。毛泽东还是把自己当作同志和老下级看待，说明问题并不太严重。

陈伯达一定忘记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根据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等人的回忆，刘少奇提出两点请求，一是辞去全部职务回家种地，二是提前结束“文革”。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并没有表态，只是建议他读几本书。临行前，毛泽东叮嘱他“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但是4个月后，中央就成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1969年11月12日，饱受折磨和虐待的刘少奇病逝于河南……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到了北京陈伯达就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软禁之前，陈伯达想再见一次毛泽东，几次给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都未成功。打电话给康生，康生连电话都不接。倒是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回了话，表示“已经没有办法”了。对陈伯达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周恩来没有落井下石。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08期，作者：何仁勇，原题：花自飘零水自流：陈伯达之命运（本文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