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曼戈尔德(Peter Mangolld)是BBC世界广播部和外交部研究部门成员，也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
译者：王立秋
英国在中东外交政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连串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失败和自伤。在本文中，彼得·曼戈尔德分析和思考了那些英国外交官和政客们未能汲取的教训。
1798年7月28日，纳尔逊收到情报说，他一直在满地中海追击的法国舰队跑到了埃及。四天后，在亚里山大里亚附近的阿布基尔湾，十一艘法国战舰和护卫舰沉入了大海。“胜利”，这位海军将领写道，“当然不足以形容这番景象。”尼罗河之战标志着英国现代介入这个后来在它的外交政策史上地位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独特的区域的开始。
英国在中东的活动贯穿了拿破仑战争、十九世纪与俄国在波斯的对抗，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出乎所有人预料地，这个帝国在中东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就永远退出了这个地区。尽管在1971年的时候，英国在形式上撤出了波斯湾地区，但它却一直有参与后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包括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卡扎菲上校的利比亚、和如今的达伊沙(“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今年，英国正在巴林建设一个新的军事基地。
英国的恐惧与情感在中东地区表现得尤为激烈。1869年修建的苏伊士运河，是通往印度以及帝国的“生命线”，运河因此也就在英国的想象中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象征意义。这就使得，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英国很难轻易放弃这条要道。
帝国末期最大的危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运河的国有化为中心并非偶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在1955年宣称，“没有塞浦路斯，就没有确实的设施来保护我们的石油补给。没有石油，就会导致英国的失业和饥荒。这是简单的事实。”而害怕英国也会发生9/11一样的事件，也是托尼·布莱尔2003年干涉伊拉克背后的动因之一。首相大卫·卡梅伦也称达伊沙为“生存威胁”。
英国在中东错误和失败的次数是惊人的。英国在这个区域的政策惊人地易于遭受意外，从而也引出了一系列的官方调查。官方最早进行的此类调查，是对1916年一万三千多名英、印部队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库特-阿玛拉降敌事件的追查。在战间期，英国也对巴勒斯坦的动乱进行了几次调查。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则又引发了一系列，包括人们期待已久的齐尔考特报告在内的质询和调查。
英国在中东给自己捅的篓子的代价是高昂的。它所承受的最大的压力便诞生于这一区域：它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做的关于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决定的影响，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后果，可以说是余波未停。从英国的角度来看，特定政策的执行，侵害了它在中东区域内外的地位。
例如，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法分道扬镳，英国带着新的紧迫性，拥抱了与华盛顿的“特殊关系，而法国则背离英法友好关系而转向西德。这一系列后果后来体现为戴高乐1963年和1967年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申请的两次否决。艾登和布莱尔都因其在中东的行动而声名受损。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失败呢?它们是由伦敦方面的错误引起的呢，还是说，它们是政策造成的棘手环境以及中东政治的复杂性共同造成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把这些失败分三组来进行考察。
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
第一组失败以一战期间以及紧接在一战后，当英国先是赶走土耳其人，继而从国联那里取得对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外约旦地区的委任统治的时候，英国权力在中东的最后一次忙乱扩张为中心。分割奥斯曼帝国这块肥肉是在不利环境下进行的艰难任务。参与决策的部长们和官员们同时也在进行关于一场重要，但相对次要的战争的决策(他们更关注西部战线上灾难性的僵局)。
应对中东的官僚机器像怪兽海德拉一样同时为多个头颅所牵引。在1916年期间，在对此区域做出任何决定前需要向十八个不同的权威部门咨询的情况下，在试图在这个充满族群、部落和教派纷争的区域创造稳定新秩序的同时，部长们和官员们根本没有应对协调(列强)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竞争性要求这个问题的能力。
结果是一系列的混乱和拖延：把叙利亚许给了哈希姆家族和法国，把巴勒斯坦许给了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下，巴勒斯坦应该国际化。要这么来的话倒是可以省去未来的很多麻烦。
然而，1917年11月1日，随着“贝尔福宣言”的出台，英国政府又决定支持犹太建国。看起来，这么做是马上就给了英国在美俄犹太人那里的宣传优势，同时又为苏伊士运河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缓冲区。更坦率地说，这一政策把法国赶了出去。
贝尔福宣言深受为英国在中东的大多数失败所特有的问题之害：它的实际意义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要求，英国也就在这个区域创造了一个新的冲突。在给战时内阁的一份充满远见的备忘录中，寇松勋爵警告说。
当时构成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九十二左右的当地阿拉伯人，“不会甘愿被犹太移
民侵占自己的土地，不会像树木对砍柴人一样、像水对取水人一样默默忍受。”当时英国支持犹太建国的宣言还有一个限定性的附文：“不得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利”。
结果，是对两个社群的不可兼容的许诺，这两群人都想要同一块土地。在后来的三十年里，英国一直想蒙混过关，但最后还是在二战后承认失败，当时，他们在中东的任务——用殖民大臣1948年的报告里的话来说——“以悲剧、崩溃和损失的环境而告终”。
英国另一个麻烦是伊拉克，对这个国家的最好的描述是，它诞生于任务蠕变。那是一个最终吸纳了约八十九万人的行动：1914年10月，一支约五千人的部队，受命从印度前往波斯湾上端沿岸地区(科威特)。他们的任务是保护波斯湾的石油设施，并确保英国在此区域的两大盟友，科威特和莫哈麦拉(Mohamerrah)的协和们的安全。
众所周知，在是年十一月初土耳其向协约国宣战后，D部队便抵达并迅速占领了巴士拉。在攻占巴士拉后，他们立刻就感到了巴格达在向他们招手。这次远征的政治顾问，珀西·考克斯爵士发现“很难避免占领巴格达。我们既不能允许土耳其保有巴格达从而给我们的巴士拉制造麻烦;也不能允许别的国家把它夺走。”
在没有意识到再往前推进军队就已经超出补给线所及范围的情况下，伦敦的部长们渴盼这只看似成功的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西线的将军们在那边没法取得的胜利。
而印度方面的政府，尽管没有任何进行如此规模行动的经验，还是担起了这次行动的责任，它也希望这次行动进行下去，这样，印度就不至于因为欧战而重要性下降。结果，便是库特-阿玛拉的那场灾难，这是自1781年在约克镇被乔治·华盛顿将军击败以来，英军所遭受的最大的耻辱。多达八千名英-印部队被奥斯曼军队围困于库特城，此役的幸存者也被囚禁于阿勒颇。正如后来的调查委员会指出的那样，“此次任务的目标的范围，事先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界定。”
没人吸取教训。1917年，这样的冒进又开始了，尽管事实是，在整个战争的语境下，这样的行动没有任何真实的，战略上的理由。也只是在占领巴格达后，战时内阁才建立了一个美索不达米亚行政委员会，来考虑随占领土耳其的巴士拉和巴格达两省而来的问题——而占领引发的问题，则是严重的。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和占多数的什叶派之间的嫌隙，加上部落和氏族纠纷——这一切意味着，一个统一而内聚的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英国不管，在战争结束时，它通过急巴巴地占领摩苏尔(当时人们相信那里可能有丰富的油田)，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困难。官员们后来也为库尔德人居多的摩苏尔省是否应成为伊拉克的一部分而进行辩论，但认为新国家需要这些可能存在的油田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的论证，还是压倒了把摩苏尔纳入伊拉克可能会进一步损坏这个国家内聚力的考虑。
英国为它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冒险付出的代价，在1920年一次叛乱后，延伸到了国内。尽管英国有能力使自己走出它给自己制造的困境，但伊拉克人，却不得不面对通过英国人为干涉来创造统一的问题。
国王费萨尔一世在去世前不久，就曾说过：“伊拉克境内没有伊拉克人。有的只是没有爱国情感的，一个个相互分歧的群体。”如今，在近八十年后，这一情况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经济学家》指出，看起来，很少有伊拉克政客，愿意把他们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教派或族群之上。
埃及和海湾地区
在战间期，英国的政策又恢复了它以往的沉着自若，并且在整个二战期间，这个区域也一直被英国牢牢握在手里。然而，这其中还是有一次严重的误判。埃及是英国在战争期间努力拉拢的主要对象，但国王法鲁克却是偏向于同情轴心国一方的。
1942年2月，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率坦克包围阿卜丁皇宫，强迫国王要么改组政府要么退位。这次对这位君主的蓄意羞辱得到了丘吉尔和时任外务大臣的艾登的支持。但在此次事件背后，还有个人敌意的危险因素。兰普森和法鲁克关系一直不好。“今晚的事就这样了”，这位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我承认对此我不能更享受了。”
尽管英国当时的战略利益得到了保障，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为此举动而付出了代价。这一事件为英国在中东的第二组失败搭好了舞台。这组失败以英国在中东的非正式帝国的终结为中心，而事实证明，英国在中东的失败，要比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更痛苦得多。
英国的问题在于，在它保卫其在中东利益的能力下降的时候，也恰恰正是它在中东的利益上升的时候。尽管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通往南亚次大陆的要道也就失去了大部分战略意义，但是，就石油而言，英国已经变得依赖于中东了。此外，冷战也给维持在此区域的军事基地带来了附加的价值，这些军事基地中，最重要的当属苏伊士运河区的基地。
但如今，英国正面临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而领导这次运动的，正是一位对兰普森1942年的行为心怀憎恨的埃及军官。迦玛尔
·阿卜杜尔·纳赛尔因其抱负而在战后世界的民族主义领袖中脱颖而出：他不仅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还针对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存在展开了一场宣传上的战争。1956年7月，危机随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而达到顶点。英国终于也失去了它的耐心。
纳赛尔使这个个由一群资深部长(这些人在二战期间都曾担任要职)组成的政府做了连希特勒都不曾做到过的事情。他使他们恐慌。艾登对英国与法国和以色列达成的，进攻埃及的秘密协定的描述，“最高形式的治国术”暗示，这是一个偏离传统的政策。
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兰相信，如果英国不作为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另一个荷兰”，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持这一见解。此外，苏联也在向埃及和叙利亚进军。英国面临一场生存危机。用伊温·科克帕特里克爵士，当时的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话来说：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放任纳赛尔巩固其地位并逐步控制产油国的话，那么，他就会有能力，并且也会——跟据我们的情报——决心来搞我们。如果中东在一到两年内不给我们石油的话，那么我们的黄金储备就没了。如果我们的黄金储备没了的话，那么，英镑标准区也就没了。如果英镑标准区没了，而我们又没有储备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维持我们在德国，或者说，在任何地方的军队了。我怀疑那样一来，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支付为我们的防务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开销。而一个国家要是负担不起自己防务的话，那它也就完了。清醒”
于是埃及点燃了英国对失去帝国及大国地位的愤怒，埃及的纳赛尔也就成了它释放怒火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就英国的大臣们而言，这场危机已经危险地，变成一场个人恩怨了。搞掉他，像在2003年时搞掉萨达姆·侯赛因一样，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一情感动机促成也扭曲了英国的政策。异议，无论来自美国还是英国官员，都要么被排除，要么被忽视。结果，试图通过重新入侵埃及来把时钟拨回帝国时代的努力的不切实际——这些行动在国际上可疑的合法性，英法在以色列进攻后干涉分开埃及与以色列军队计划明显的装模作样，英国与以色列的合作曝光带来的政治风险，更不用说计划中就没有撤出退出策略了——要么被低估，要么被掩饰过去了。
在苏伊士之后，英国政策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了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截至1957年，该区域的科威特就供给了英国所需石油的一半，并且也提供了大量的黄金储备。根据判断，英国需要在本区域设置一个基地，来保护海湾的石油供给。基地选址于亚丁，当时英国在此区域唯一有主权的领土。在一个到处，甚至在阿拉伯半岛最远处也能听到开罗电台的民族主义讯息的时代，要保住这么一个地方是一个在伦敦不会原模原样遇到的挑战。
官员们试图做这件办不到的事情。1958年亚丁总督，威廉·鲁斯爵士提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方案：合并受保护地和殖民地。这个合并而成的新国家，将与英国保持协约关系，并可以维持英国基地为条件，在十年内独立。然而，大臣们认为这样太冒险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选择也很冒险。他们选定的方案，即在亚丁及该区域腹地间形成联邦，当然也这样。这个方案有一定优势，特别是这一事实——将构成南阿拉伯联邦多数的受保护地的统治者对英国友好——但更发达的亚丁港区的政治活动分子则不然。这是一场枪杆下的联姻。
在鲁斯后继任总督的查尔斯·约翰森就写到，此举“不仅结合了城乡更结合了不同的世纪;就好比把现代的格拉斯哥和十八世纪的苏格兰高地拼到一起”。政客们缺乏关于这一区域的知识，这就意味着，伦敦方面也没有充分看到此联邦的缺陷。
大臣与官员们至少以两种方式加剧了他们的困难。尽管做好了在发展基地上大力投入的准备，但财政部也不太愿意为这个联邦提供经济发展基金，典型地，没有全面地看待这一政策。情况也因英国干涉1962年开始的也门内战(部分是为了报复纳赛尔，后者错误地向也门派遣军队)而变得越发复杂。
干涉也门内战这一举动是危险的，因为还没怎么行动，它就使维持亚丁基地的成本变得过于昂贵了，这是一个本应从四十年代末在巴勒斯坦、和五十年代初在苏伊士运河区基地的经验中吸取的教训。
结果，英国被迫撤出亚丁(1967年11月完全撤出)，这就直接导致了南阿拉伯联邦的倒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后者进而允许苏联海军进入亚丁湾，并支持临近奥斯曼阿曼佐法尔省愈演愈烈的暴动。与被迫撤出巴勒斯坦一样，亚丁也是英帝国末期历史上最悲惨的大失败之一。
情报上的失败
还有另外一组英国在中东的失败：这组失败与情报上的失败有关。决策者被1945年后的一连串事件打得措手不及。
这一连串的事件包括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的革命，纳赛尔为报复美国撤回资助建设阿斯旺大坝的经费而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961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威胁，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1979年伊朗沙王被推翻，1990年伊拉克占
领科威特，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才发现伊拉克并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近来达伊沙的兴起。
在四十年代末巴勒斯坦动乱期间和六十年代亚丁暴动期间，英国在情报上的匮乏也是惊人的。后果很严重。如果在1958年伊拉克政变、或1990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前英国能够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的话，那么近来中东的历史进程就会截然不同了。如果事先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在2003年就已经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话，那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也会被大大削弱了。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东高度不稳定，英国的盟友们也共享了一些情报上的失败。英国的问题在人际情报领域：招特工和线人。军情六处在渗透五十年代埃及和伊拉克密谋的民族主义运动上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这些运动在性质上就是反英的。在高度秘密和管控严格的极权主义政权(如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下招募特工也很困难，那里有太多的威胁和恐惧。
此外，决策者们的措手不及，也是一些糟糕的外交判断造成的结果。在1958年伊拉克政变前夕，迈克尔·怀特爵士还坚持说，这个国家没有革命的环境，还在打压他的东方秘书的异议。在伊朗，英国人与沙王过于亲近，从而与反对派脱离了联系，而后者，他们知道，由于英国长期干涉伊朗事务，是不会欢迎英国佬的。英国的一个优势是在通信情报上的成就：破译了埃及的密码。
自一战以来，英国在中东的政策，至少可以说，是有挑战性的。英国在中东的非正式的帝国，在它的全球权力开始衰落的时候，达到了巅峰。正如开罗阿拉伯办公室的霍加特中校在1920年就曾警告过：
帝国已经上升至定点并开始下下降。在我们这边，不再有扩张……因此，我们在阿拉伯国家那里求到的只是堪堪的最好。
在这一背景下，试图创造一个取代奥斯曼帝国的稳定新秩序，是一直苛求。事实也证明，进行因二战后英国在中东权力急剧衰落而必须进行的复杂的政治、战略和心理上的调整出人意料地痛苦。此后本区域的不稳定，也如近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事态所示，创造了一组新的困难。
英国也老把自己的问题弄得更加复杂。英国的决策经常因为知识上的严谨而变得无效。问题往往没有得到深思熟虑，这要么是因为大臣们分了心，就像在一战期间那样，要么就是因为，政府这架机器不够协调，还时不时地短路。专家们不是绝对可靠的，就像兰普森针对法鲁克国王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
而且，关键的错误来自于伦敦那些要么没有采纳、要么直接忽视专家建议的大臣。这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尤为明显。在与伊拉克冲突前外交部派了一名官员给首相托尼·布莱尔解释了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布莱尔答复说，“那都是历史啦。此举关乎未来。”
在他1967年写的对苏伊士危机的记述中，时任外务大臣的安东尼·纳丁给文章取得标题《上不完的课》，来自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布尔战争后写的诗《课》(“Lesson”)：
让我们如一个做生意的民族般，公正地承认，
我们有上不完的课;它会给我们无止尽的好处。
它不在一时一事，也不在一处两处，
而是彻底地，全面地，一次又一次周而反复。
上课不是英国中东政策决策的长处，然而你上或不上，那些课，那些教训都在那里。
版权申明本文为中东研究通讯研究团队原创，如有意转载或引用请与中东研究通讯微信公众号(MenaStudies)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