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在波黑战争期间是《人民日报》驻萨拉热窝的记者。他以这段经历为荣。他的微博头像便是在萨拉热窝街头照的。我恰巧是一个多年研究前南斯拉夫的学者。我想跟胡总编聊聊南斯拉夫为何伴随着残酷的战争解体。

　　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单方面宣布独立。虽然前南斯拉夫是个联邦制国家，但是《宪法》没有规定各共和国可以自行退出。因此，联邦政府有权动用军队干涉。可惜，由于战争失控，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包含屠杀在内的严重罪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前南斯拉夫的最大民族塞尔维亚族(简称塞族)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积累了深深的宿怨。

　　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遇刺身亡。这一事件背后有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的影子。二战期间，乌斯塔沙在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扶持下，成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残酷迫害塞族人、犹太人和罗姆人。乌斯塔沙暴行有多少受害者，确切数字众说纷纭。据以色列的亚德-瓦舍姆大屠杀资料中心统计：约50万塞族人被杀害，25万被驱逐，20万被迫改信天主教。在最大的集中营亚塞诺瓦茨，约10万被屠杀，其中多数是塞族人。乌斯塔沙的暴行，连意大利法西斯都看不下去，塞族人转而寻求他们的庇护。出于报复的目的，塞族人的“切特尼克”也屠杀了不少克族人和穆斯林。但其屠杀的数目和规模远远不能与乌斯塔沙相提并论。

　　二战结束后，铁托刻意淡化民族矛盾。例如，将亚塞诺瓦茨称为“法西斯主义”暴行，回避施虐者和受害者民族属性;将切特尼克和乌斯塔沙同等对待。与铁托的愿望相反，人们没有忘记过去，留下一个未愈合的伤口。一段苦难的历史，如果建立在掩盖事实而不是揭露真相的基础上，永不会实现真正的和解。“身为克罗地亚人的铁托，严重损害了塞尔维亚的利益，例如成立了马其顿共和国，使之脱离了塞尔维亚的管辖;规定波黑穆斯林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使塞族人丧失了在波黑的主导地位;授予科索沃自治省准联邦成员资格，为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埋下了隐患。”诚然，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具有特殊性，成立自治省从道理上说得过去。但克罗地亚境内的达尔马提亚和克拉伊纳也具有特殊性，为什么不成立自治省呢?前者长期独立于克罗地亚本土，后者主要是塞族人。显然，这对塞尔维亚极其不公平。

　　作为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的铁托，面对矛盾去堵不是疏。前南斯拉夫流血事件，是塞族人几十年积怨的总爆发。我在解释战争发生的根源，无意为塞族人的罪行辩解。我在《姆拉迪奇被捕，塞尔维亚卸下历史包袱?》一文中写道：“无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都不能屠杀无辜的人。”“法律就是法律，不管战争是否正义，只要违法就应受到惩罚。”

　　我对郑永年先生2014年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这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郑永年支持中国领导人的“集权式改革”。他说：“没有集权，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如果现在集权是为了以后的放权，并且正在为放权做准备，我举双手赞成。就像父母对待孩子，现在的管教是为了培养孩子，是为了孩子将来的自立。可惜，我只见收，未见放。

　　我在《联合早报》发表的《制度与国情》一文中说：“公民社会的主张者和实践者，是最具有法治精神的人。建设法治国家，他们本应是政府最好的同路人。时下执政者一边鼓吹‘依法治国’，一边空前地镇压公民运动。如此做法，是在败坏法治的根基。”和胡锡进先生一样，我也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同时避免动荡。可是，南斯拉夫的前车之覆，能成为后车之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