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东方出版社《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
编者按：“供给侧改革”是新时期中国改革的概括性提法，其核心内涵是优化供给结构、满足需求结构。改革的诉求是中国式的，要在短期化解难题、中期建设制度、长期巩固统一起来。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究竟需要什么？金融体系如何与“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证券日报》副总编辑董少鹏在《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中强调，金融改革要“软硬兼施”、“虚实结合”。
我国金融体系，究竟需要什么？
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对立和统一的。供给侧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从需求侧的不平衡反映出来的。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形成了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直接融资比例偏低，国有资本在大型银行里“独大”、非国有资本进入很少，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滞后，资本市场结构不优、稳定性不足的状况。
尽管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肯定中国金融体系进步、接受中国金融参与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总体上，质疑中国金融持续开放、怀疑中国金融不断规范、怀疑中国承担国际金融责任的心态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因此，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满足上述市场需求和政治经济需求，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和相应制度重构来达到目的。
一是要满足产业公司的金融需求。对产业转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业态创新企业、涉农企业、涉老少边穷企业等，都应提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
二是要满足金融机构拓展业务的需求。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服务体系。要减少行政管制，允许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展业务，依照市场规则自行承担风险。防范单个机构风险外溢，应主要依靠该机构依法“自治”，“外治”应定位于引导性、应急性选择。
三是要满足居民的金融需求。居民金融需求包括工资等收入的管理、日常消费的金融服务、保障性金融服务、理财金融服务等。
四是满足国家战略和安全需求。任何一国的金融体系归根结底是为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服务的。金融绝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有“颜色”的。在谋划和实施新的金融制度构架时，必须整体考虑，切实遵循本国战略利益最大化、长期化原则。
五是满足国际市场“联通”和全球治理合作的需求。“全球化”与“全球互联互通”是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前者将标准定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治理模式，后者将标准定位于不同国家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整体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诉求之一，是与国际市场相对接、互联互通，但不是要复制某一国的模式，不是放弃自己的利益和体系。
在满足和引领以上五个方面需求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和坚持风险和效益的平衡，充分考虑和坚持各类创新与整体系统安全的平衡。
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软硬兼施”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但也必然包含思想理论等方面的供给。我把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称为“硬供给”，把思想理论等方面的供给称为“软供给”。
“硬供给”包括：
1. 产权结构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大型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改革，适当降低国家股比例，扩大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可以考虑分拆部分业务板块。要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开放程度。建立更多混合所有制金融企业。允许纯民间资本组建各类金融机构。取消所有制歧视性政策，代之以依法监管和安全性审查。鼓励中小微金融机构创新发展，为其提供行业风险指引。
2. 融资结构改革。要适度加快扩大直接融资的步伐，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大力发展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监管体系。鼓励优质上市公司兼并收购，做大做强。加快债券市场改革，建立起集中统一、多层次互通的债券市场。要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综合经营。
3. 产业公司治理改革。无论产业公司还是金融公司，其治理的核心都在内部。要建立健全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管理班子，完善内部治理和制约机制。公司管理团队要按照法律规范办事，要为全体股东利益负责，要按照市场需求决定经营策略，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要强化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执业能力，强化其执业操守，发挥好这些中介服务机构的约束作用。
4. 净化和优化市场环境。要下大力气，减少直至消除产业公司运营的各类灰色成本，为企业减负、松绑。要从政府做起，取消不必要的审批程序，取消干扰企业运营的各类评选、检查，取消不合法的费用摊派。还要规范各类协会、商会组织的行为边界。对因用地用电用气、垃圾清运、三废排放等形成的灰色“设租链”予以清理，让企业把费用花在阳光下，使企业经营行为更纯粹、更干净。同时，政府和社会力量要在市场监管上提供足够的服务。
上述四个方面是解决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矛盾、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矛盾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些“硬供给”跟不上，制度、产品、服务等创新活动就会扭扭捏捏，拖泥带水，反反复复。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软供给”的第一要务是人才和干部供给。“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一定意义上说，实施比设计规划更具挑战性。组织起一批坚定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同时具备专业能力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干部，并在不同组织层面形成合力，并非易事。有些金融人士一谈改革就眼睛向外，懒得研究本土企业、产业、市场以及社风民情，认为“从外面拿来先进的东西”简单得很；还有些金融人士把金融看成单纯的市场工具，认为金融市场的具体工具、具体行为与国家发展利益和整体安全相去甚远。选拔、培训出一批坚定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金融人才和管理干部，使其发挥好组织带动作用，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迫切的任务。
“软供给”的第二个方面是信息供给。推进金融改革需要先进的信息供给系统。信息的原始质量、传播速度、解析能力决定着改革成败。为此，需要改革针对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既要采集发达经济体发布的金融、经济信息，又要及时发布本国的金融、经济信息，提高解析发布能力。改变单纯强调舆论引导、忽略公众信息供给的做法。要提高政策透明度，参与构建公共认知链条，管理好社会预期。
要提升金融系统内部信息分析、信息合成、信息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对全球公共信息和特定信息的解析能力，加强对重点国家金融信息发布、金融信息战略的研究，提升预判能力。实现金融信息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大局无缝对接，互为子母。
“软供给”的第三个方面是监管供给。监管供给本质上是“系统性信任供给”。要通过健全的市场监管增进所有市场参与主体的相互信任，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本土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为此，要强化信息披露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彰显监管公正。要完善金融市场征信体系和信用共享体系，强化信用约束效应。监管供给还涉及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系，以及交易、清算、支付、登记、托管体系，跨境交易支付体系等的安全管理。
“软供给”的第四个方面是理论供给。无论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进程看，还是从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任务看，无论从现代信息技术的冲击看，还是从金融体系自身的逻辑看，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我国金融改革总体上是要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为此，要着眼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也要放眼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金融创新发展理论上拿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不管姓“实”姓“虚”，有利就是好的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但如果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情况，风险就可能聚集，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损失。但是，准确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并不容易。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学术用语，本身有特定含义。但在我国虚拟经济文化缺失，虚拟经济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简单地把这一学术概念放大化，有误导公众之嫌。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甚至把大量依托实体经济运行的金融活动都说成是“虚”的，是错误的。所以，这种简单概念化的议论应该停止了。
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不管姓“实”姓“虚”都是好的。相反，如果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不能推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不能提高人民的福祉，不管姓“实”姓“虚”都是坏的。
立足于我国长期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现实，我们必须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统筹起来考虑，以决定和实施发展大计。面对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高度发展，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定价能力弱小的现实，我们要高度重视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简单地把国内金融市场相对热络的现象归为“脱实向虚”。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这正是我们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