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1月4日，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简称大梅沙论坛）在深圳举办。此次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主题为“创新与‘十三五’”，凤凰国际智库作为独家媒体智库全程支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开幕式中，就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创新的内涵转变及社会人概念的现实意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本文由现场速记整理而成，与凤凰国际智库读者分享。】
今天上午我准备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根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材料，我们看得很清楚，经济的确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远远没有到。什么叫“拐点”？就是从现在的下行改为一个长期、平稳的发展状态。
最近我们在外调查，发现煤的价钱上涨，所以很多小煤矿又恢复了、又生产了。钢铁价格上升了，所以钢铁的销路也比较好。这些情况出现的缘由应该分析。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企业的确是改革的地方需要去库存，所以他们为了保证自己持续前进，必须要增加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储备。生产资料的储备本来是在减少之中，但是物价只要一开始上涨，就会跟上去。因为再过一段时间这些生产资料贵了，所以就造成了煤炭、钢材价格的上涨。这是当前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虽然这是当前出现的正常现象，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下行压力已经减轻。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不要轻易谈“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但是不会有大的起色。“U”形、“V”形，这些都不会是今后出现的情况。更可能的，还是一个“L”形的情势，这是比较符合当前现实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讲创新。
在二十世纪风靡的经济学术语中，最流行且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创新”一词。熊彼特在一百年前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一百年前，工业化前期，创新概念的提出，思路是对的。彼时的确需要创新，但现在很多情况变了。
举几个例子。第一，熊彼特说，“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彼时是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没能想到，信息化时代紧承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是工业化后必然要经历的时代。所以目前的“创新”，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是“信息量的组合”，信息量的组合才是当前意义上的创新。不掌握最新的信息，不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对生产要素重组，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
第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是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完全没有问题。但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这个观念是落后的，因为情况发生了改变。信息化时代下，“创意、创新、创业”，三位一体。创新，必须先有创意。而创意的源头并不是企业家，而是无数正在进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和俱乐部，经常有人去那里讨论自己的想法与创意。创意一旦生成，能够发现机会并进行投资的人才是企业家。现在的情况是，先有创意才有创新。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还存在一些保守的，维护既得利益的企业。
第三，熊彼特认为，“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再把发明家的发明移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充分，因为他不了解网络时代信息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网络时代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大大加快，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出来，通过网络传播，马上会有人自动向你投资，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求别人投资。信息化时代下，这一点和过去是不一样的。
再举一例。中国有古语云，“失败是成功之母”，但这句话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灵验。假定思路不改，要失败，永远失败。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的新投资人，会出现新的组织者。获得一次成功，就会有下一次成功，直到新的创意出现。要知道，今天的情况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熊彼特时期，大量的年轻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缺乏知识。而今天不同，尽管大量涌入创新市场的、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还是年轻人，可他们都是有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他们中也有失败者，但更多的是成功者。
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整个经济运转速度不知比过去提高了多少倍。变，人的观念要改变。我们曾经这样问过，你能够知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吗？一方面，总的大的方向可以预测，看准看对并不难；但另一方面，具体的问题不能预测与解决，因为变化实在太快。五十年以后的消费还是现在的消费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投资还会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就业是现在这种就业吗？那个时候就业者可能完全就在家里工作，他跟企业是定合同的，他有自己的计算机就够了，能够跟你联网就够了。到那个时候，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身上带现金吗？那个时候人们还一定要购买自己的汽车吗？好多东西都在变。失败者跟成功者同样在涌现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思维。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时代，“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未来，不需要企业家，需要的是领头、领跑人。一旦新的发明出现，就会涌出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这样就够了。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看看下面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而不是固守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谈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一下社会人和经济人。
古典经济学重视“经济人”的概念。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他是从自己经济的利益考虑问题。成本要最低成本，收益要最大收益。如果消费者希望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被奉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惯例。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虽然没错，但适用范围变窄，不断有经济学家对这个观点提出挑战，凯恩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在投资方面，人们往往具有动物的本能，即冲动性的投资。投资具有冲动性，这是凯恩斯认为经济人的假设不完善的理由之一。
凡勃伦的观点是，人的消费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求，还存在其他动机，例如，为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某些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产生的消费具有炫耀性。炫耀性的消费是指，他明明没那么多资产，却一定要坐最好的马车在街上驶过，使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有钱的人”，而他就感到满足。他的满足是花钱能够带来一种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为自己，穿是百分之八十为别人”，你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而羡慕你，从而获得快乐和满足。
西蒙认为，最优的选择达不到，因为变量太多，且目标不单一，所以你怎么能够将几个目标同时做到最优呢？所以人们只能够进行次优选择。人们，特别是女同志，买东西，比如她们买一件披肩或是一件外衣，别人问她怎么样，她说“凑合”。她不会特别满意，因为她没有逛过那么多家商铺，她不知道还有比她这件更好的。买缝衣服的针，没有人会带着放大镜，将商店中的针全部拿出进行一一比较。上面的例子说明，消费者往往在走次优选择路线，那还有什么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观点现在被广泛的接受。
实际上，在经济学里，除了有经济人外还有社会人，社会人考虑的是社会问题。比如存在A与B两个地方可以投资，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按一般经济人的假设，应该全部在A投资，因为成本低。为什么偏偏有些人愿意到B投资？可能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有依恋之情，所以说在我有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去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办一个工厂，增加当地的GDP，这是一种考虑。还有第二种考虑，我之所以在B投资，因为我从小在那里学习过、生活过，当时的人们瞧不起我，认为这家伙没出息。今天我发达起来了，我就在那里投一个工厂，投一个图书馆给你们看看。这是一种心理，也是社会人。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资，因为我在那里曾经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欠了很多人的债没有还，我欺骗过一些人，找人家借完钱就走了，有内疚感。现在我回来后，回想起过去的所作所为，于是我就一定在那里投资来弥补我过去的错误，这也是社会人。
现在我们经常讲，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而企业文化中最核心问题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是企业走上坡路、形势好、红利多，怎么样分配这些红利必须要有制度，没有制度、制度不合理就会乱。 “共苦”靠精神，必须一种精神在支持大家，这时“共苦”制度是不管用的，是不够的。工厂老亏损，工资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发出来，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谈制度都不管用。但是如果企业文化做得好，整个企业有一种共苦的精神，共度难关，大家抱团取暖就行了。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这就更证明了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意义。今后我们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上的发展，经济人假设仍然在某些层面上有用，但依然不够。社会人假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有一种社会公益感、社会责任感，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
